这项中国大战略 浙江有两块宝藏“试验田”
  • 日期: 2021-03-09 17:04
  • 来源: 浙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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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里育良种

探讨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之中,城乡融合又是不折不扣的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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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提到城乡融合——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这为我省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方向,可以说也是两项基点工程。”浙江省发改委城镇处相关负责人说。

实际上,围绕这两个“基点”,浙江已经开辟了两块全新的“试验田”,进行与时俱进的探索。

体制机制方面,日前,作为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浙江嘉湖片区实施方案正式获批。计划到2025年,试验区在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五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国前列,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

据了解,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国家层面共11项任务,分解到嘉湖片区的有5项,包括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

浙江为何将这片“试验田”定在嘉湖?

城乡收入差距,是衡量城乡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2020年嘉兴、湖州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1.61:1、1.66:1,均衡度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6:1。

浙江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嘉湖又是省内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这片“试验田”,将是浙江实现城乡融合破题的重中之重。

借助国家试点,嘉湖能将一直想推、但又无法推下去的重要改革大胆干起来,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率先破题。

“试验区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城乡融合改革瓶颈,穿越改革深水区,如‘农地入市’,受现行法律、政策限制,大部分成果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参与规划编制的研究人员如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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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方面,去年年底,浙江省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名单,花园村入选,成为全省首个“村域小城市”培育试点。

浙江有底气在花园村开启这项在全国具有首创意义的探索,正是基于花园村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花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以及围绕优化基础设施规划的村级多规合一,都是接下来向全省推广的重点。

这让人们看到浙江新型城镇化探索的一种新可能——新型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要让农村具备城市功能,成为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层级。

如果将以上两块“试验田”看做“十四五”时期,浙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起点,也有理由相信,“十四五”时期,浙江必将在这个方面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提供更多“浙江经验”。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两块“试验田”往近了看,能为浙江进一步新型城镇化提供范式,但往远了看,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够为浙江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打开新局面。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可以说,“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实现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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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为浙江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新机会。”浙江省发改委城镇处相关负责人说。在嘉湖片区建设过程中,我省将从钱、地、人等角度切入,实现城乡“双赢”,用好城乡资源、扩大城乡资源,早日形成可推广借鉴的发展经验,推动全省高质量协调发展。

一个试验区,真的蕴藏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从浙江松阳的一个小山村能够看出端倪。

大山深处的松阳四都乡一度因为山高路远成为“空心村”。近年来,这里的乡村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外来资本,建民宿、建书店、建文创基地。人气旺了,曾经凋敝冷清的乡村再次焕发出活力。最近五年里,四都乡累计吸引外来工商资本投资超过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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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今的中国乡村正在成为吸引资本、人才流动的新热土。而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便是新业态的发展,架起推动城乡循环的重要桥梁,推动了内需市场的扩大,畅通了国内大循环。

而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嘉湖片区的方案中,为提升乡村产业能级,推动新业态发展,嘉湖将“城乡共同体”作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业态布局的内在逻辑,谋划了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嘉兴秀水新区、南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等6大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为培育新业态注入动能。

而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在方案中,第一条试验措施提到:聚焦城市落户“进得来”、农村权益“带得走”,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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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城乡人口之间的界限,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说。

但在卓勇良看来,探索还可更加大胆。“城乡融合,不仅是要想进城的农民可以进城,还要让入乡的城里人进得去乡。”这一观点正是源于去年底卓勇良到另一块“试验田”花园村的调研,彼时,花园村刚刚成为我省首个“村域小城市”试点。

“这就要求浙江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乡村能级,让村民实现就地市民化。”卓勇良说,就地市民化一旦完成,便能在开拓农村市场的同时,提升村民的消费水平,让经济在乡村内部循环起来,从而进一步强化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比较优势,推动全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第三极之争的内生动力

关于花园村这块“试验田”的意义,涌金君曾做过详细分析:

浙江在全国首创“村级市”,未来农村会“消失”吗?

涌金策|浙江首个“村级市”为什么是花园村?原因是“三个千”

今天涌金君多用些笔墨讲讲国家成型融合发展试验区。

如果说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片“试验田”的第一关键词,那另一个关键词便指向嘉湖一体化。

而这个指向,将牵扯到一个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浙江经济第三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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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新型城镇化”将成为引子,引发一场激发整个浙江发展内生动力的区域竞争。这也是涌金君将新型城镇化看做浙江发展新机遇的重要原因。

2019年,在浙江大湾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嘉湖一体化被提出,2020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启动实施杭绍甬、甬舟、嘉湖、衢丽花园城市群一体化行动,加快推进城市群同城化。

经过两年的探索,嘉湖一体化已取得一些成绩,两地共推数字经济、旅游会展协同发展,共谋嘉湖城际、水乡旅游线,共建“练市—乌镇”一体化合作先行区,一体化发展迈入纵深推进新阶段。

但放眼全省,同一时期被点到杭绍甬、甬舟、衢丽一体化相比,嘉湖两市的联动逊色不少——这两年,杭绍台高速先行段通车,杭绍城际铁路试跑,杭绍台铁路铺轨,绍兴拉近了与杭州的时空距离;甬舟铁路开工,甬舟一体化迈入新阶段;衢州丽水同为大花园核心区,以绿色为基地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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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嘉湖一体化进展偏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嘉湖之中没有能够带动周边发展的高能级城市,其二,两者之间存在能级上的差距,发展中找到契合点难度更大。

而在涌金君看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或许能够成为嘉湖一体化的新切入点,为两地发展打开新局面。

作为我省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无论是发轫于16年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还是当下正如火如荼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嘉湖两地早已为城乡融合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过去,人们总习惯将这些经验独立看待,但如果把嘉湖作为一个整体,这便是两地能够超脱城市能级,促成一体化发展的最好方向。

在采访中涌金君发现,面对全新的“试验田”,嘉湖两地做了充分准备,这背后也藏着嘉湖两地的发展目标。

嘉兴市发改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嘉兴正着力打造浙江经济第三极,但在从2020年11市的GDP看来,其不仅与温州、绍兴存在不小差距,紧随其后的台州也仅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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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试验区,将是十四五时期,嘉兴乘势而上的关键。”该负责人说。从嘉兴的十四五规划中也能看到此般雄心,嘉兴的“十四五”规划提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9000亿元以上、力争1万亿元。这一目标直逼温州,超过绍兴。

而湖州,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当之无愧的“黑马”,近两年来,发展动作频频,去年沪苏湖高铁的开工与商合杭高铁的通车为其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由此看来,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嘉湖一体化打开新局面,更让温台与嘉湖的浙江发展第三极之争有了新的看点。

日前,温州市政府与台州市政府签署《温台民营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温州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与台州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共建温台民营经济协同发展高地,打造长三角金南翼重要发展极。这一举动,颇有些“接招”的意味。

“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本就是常态,这种良性竞争能够推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立说。

无论是以城乡融合为切入点的嘉湖,还是共擎民营经济大旗的温台,这也都呼应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当全省各地都动起来,浙江发展的新机遇也便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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